践行“零彩礼”,是一些地方正在做的事情。践行“零彩礼”,可行吗?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践行“零彩礼”,可行吗，如果喜欢请收藏分享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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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践行“零彩礼”,可行吗?

事实上，高价彩礼的话题多次引起社会关注，面对高价彩礼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出手。

日前公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，就指出“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，强化村规民约约束作用，党员、干部带头示范，扎实开展高价彩礼、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”。这已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点名“高价彩礼”。

提出“零彩礼”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所在的河间市，2018年，全市所有村庄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，专门制定了本村的婚丧嫁娶的村规民约，如针对红白喜事的办事待客范围、就餐桌数、饭菜标准等做出指导性规范。

2020年5月，民政部印发《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指出要开展对天价彩礼、铺张浪费、低俗婚闹、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助力脱贫攻坚，推进社会风气好转，河北省河间市等15个单位，被确认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，实验时间为3年。

根据河间市民政局在今年1月发布的信息，2021年4月至今年1月，全市共办理新婚登记4726对，其中“零彩礼”“低彩礼”占比88%，每桩婚事花费比从前平均减少7万元—15万元。

今年2月，宁夏泾源县制定出台《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(试行)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，其中明确彩礼最高金额不超过6万元，并倡导女婿赡养岳父母，并对人情礼金等金额做出了限定。

《意见》提到，要抵制高价彩礼，倡导婚事新办。杜绝讲排场、摆阔气、互相攀比的婚嫁陋习，实行彩礼限高，彩礼最高不得超过6万元并逐年下降，酒席不超过10桌。

《意见》指出，坚持婚事新办，倡导取消见面钱、水礼钱、挂锁钱、改口费等加重经济负担的陈规陋习，减少首饰等贵重物品花销。鼓励举办集体婚礼、旅游结婚等仪式简朴、氛围温馨、富有纪念意义的婚礼。同时限制高额人情礼金，人情礼金不得高于200元。

此外，《意见》还规定，对违反上述《意见》的党员干部、公职人员，县纪委监委将依规依纪给予处理，各乡(镇)对违反本实施意见的行政村(社区)干部进行问责处理。对违反此办法的农户，妇联将降低其妇女创业贷款申请额度或不予批准等。

为整治高价彩礼，江西多地在2022年开展移风易俗专项整治行动。

其中，萍乡市民政局等六部门印发通知，要求因地制宜开展高价彩礼整治，让彩礼回归于“礼”的本质，提倡“零彩礼”，建议彩礼不超过3万元。

在江西广昌县，2022年9月，曾为“零彩礼”的10对新人举办移风易俗集体婚礼，这场婚礼在线直播。当地媒体报道，一位参加婚礼的新娘表示，“这么热闹又有仪式感的婚礼，是多少彩礼都换不来的。”

3月2日，江西赣州大余县一则关于农村婚嫁彩礼举报公告引关注。举报范围是，农村婚嫁彩礼超过人民币8万元，婚车超过6辆，婚宴超过15桌，每桌超过800元。大余县民政局工作人员称，发布公告是想倡导移风易俗，反对高价彩礼，主要针对农村地区，减轻农民负担。标准是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制定，超过太多就是高价。

靳小怡表示，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，是中国婚俗文化不可缺少的环节，在嫁娶婚姻制度下传统上是男方对女方家庭表达谢意与尊重的礼仪，推行完全的“零彩礼”有可能扼杀传统文化。

“目前的治理手段主要从彩礼婚宴数额的规定入手，短期内可以治标，但从长期来看难以治本，需要与乡村振兴战略、妇女权益保护与发展等工作相结合，进行常态化的综合治理。”靳小怡说。

那么，如何从根本上解答“高价彩礼”难题?靳小怡认为，在短期内，加大对高彩礼问题严重地区的治理力度，实行动态监督与奖惩机制;在长期内，应以不损害父辈与婚姻双方权益为前提，以根据自身条件“量力而行”和“自由自愿”为原则，把彩礼金额和结婚程序的决策权“还政于民”。

靳小怡说，高彩礼治理的关键在于结合当地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，“因地制宜”，精准施策，不搞“一刀切”、“一窝蜂”。

刘建生认为，从根本上解答“高价彩礼”的问题，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引导进行移风易俗;另一方面，必须加快推动乡村振兴，不断缩小城乡差距。

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“零彩礼的婚俗实验能走多远?”的相关内容。

二、零彩礼的婚俗实验能走多远?

近年来，多地出台了政策对彩礼进行“限高”。例如，作为第一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，河南省宁陵县将婚丧礼俗规定普遍纳入村规民约，倡导彩礼不高于3万元。还有的地方提倡不超过1万元，更有的地方提倡不要彩礼或少要彩礼。那么，推行不要彩礼是否可行?

据九派新闻报道，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认为，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一部分，推行完全的“零彩礼”不仅不符合传统婚俗(文化)，其可行性仍有待考虑。

“我们在遏制高价彩礼时，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适度的彩礼也是必要的。”他说。

甘满堂分析，“彩礼”问题并不是导致农村男青年“结不起婚”的主要原因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，农村教育等资源的落后，倒逼农村适婚男青年不得不在县城买房，从而为结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。“只不过，现在出现了超过男方承担范围的高价彩礼，让男青年望而生畏，这是应该被遏制的。”

从多地公布的信息看，通过采取系列措施，高价彩礼、大操大办等不正之风得到有效抑制。

日前，河南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有关负责人表示，整体来看，河南省扎实推进婚俗改革工作，高价彩礼、高额随礼、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，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。

三、治理高价彩礼需厘清三对关系

据中工网报道，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撰文表示，治理高价彩礼是一项系统工程。

王德福认为，关于高价彩礼的问题，有三对关系需要厘清：

一是“小彩礼”与“大彩礼”。“小彩礼”即狭义的彩礼，是男方向女方家庭赠送的聘礼，各地习俗有异，所含内容与赠送形式有别。“大彩礼”则可视为包含全部婚姻成本在内的男方家庭支出，最典型的是婚车婚房。

二是“彩礼竞争”与“婚姻竞争”。经济分化、人口流动带来性别失衡，继而引发的地域性婚姻挤压和婚姻竞争，是助推彩礼上涨的深层结构性因素。

三是“婚约风险”与“婚姻风险”。彩礼的原初意义之一是缔结婚约的保证，在性别不平等的时代，是女方对男方可能随意解除婚约伤害自身的防风险手段。现在，彩礼属性已发生根本变化。人们希望彩礼不仅保婚约，还能保一辈子幸福。

“对经济欠发达的边远贫困地区和部分存在彩礼竞争习俗的地区来说，高价彩礼会加剧地域性婚姻问题的爆发，透支农民家庭的风险防范能力。”他认为，我们需要做些什么，让个体和社会付出的代价小一些，再小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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