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年9月，刚进入同济大学学习的00后浦荷晶选到了一门“网红课”。

(资料图)

起初她是被课名“生命的省思——如何过好这一生”吸引，没想到在课上，她与“孤独”对话，摆脱了“玩乐焦虑”，还在自己的“墓志铭”作业中认真写下了“埋葬在这里的人曾经很热烈地活过、爱过”。她说：“人生很辽阔，要好好地探索属于自己的生活。”

2023年的新学期还没开学，这门课程的240多个名额再次被早早抢空。课程总负责人、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教授姚玉红谈到，生命教育课直面困扰学生的生命议题，“虽然没有人能断言自己的人生就是标准的‘好人生’，但我们希望能陪伴学生一起去探索对生命的思考、敬畏、珍视和热爱”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近年来，约有20余所大学开设了生死教育相关课程，很多课程一经推出就收获了不少“粉丝”。广州大学的“生死学”这门课上了20多年。

生命教育课为何成了学生眼中的“网红课”？

当年轻人谈及生命时，他们想了解的是什么？

直击大学生现实生活中的困惑、挫折和问题

“你好！孤独。”“有时候我还挺害怕你的，你的存在让我觉得很难受。”“但有时候我也挺喜欢你的，和你在一起我可以有更多时间感受自己。”在一节“生命的孤独”主题课上，两名学生搭档进行了角色扮演，一名同学扮演另一名同学的孤独过往，并尝试对话。

这是浦荷晶第一次直面孤独。

虽然她很清楚，进入大学后会面临着学习、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角色转换和重新适应，但对于要经历的孤独，她觉得自己“不耐受”，并习惯隐藏起来。

这一次对话，浦荷晶和同学把内心并未整理过的情绪和思路说了出来。课后作业是体验孤独1-2小时，她也感受到自己的变化。“好好地看一本书、听一段音乐、看一场电影，都是在与孤独相处，是享受孤独的一种方式。孤独不是成长的代价，学会与孤独共处就是成长本身”。

“如果缺乏合适的引导，面对孤独等矛盾情境往往容易造成其他心理困扰，如抑郁、回避交往等。”姚玉红认为，大学生学习知识和培养能力固然重要，但对生命的真实观照同样不可忽略。在与学生的交流中，他们发现，不少学生格外关注“如何活得好”，很多对于生命议题的困惑，也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求学生涯和生活质量。

但现实问题是，姚玉红发现，一些有心理辅导需求的同学并不愿意踏入咨询中心的大门，“他们觉得问题并没有严重到要去咨询，或者会为被人看成有心理问题而感到难堪”。中国青年报社中青校媒近日的一项调查也显示，面对心理“阵痛”，66.46%受访大学生试着用“倾诉”疗愈生活，向他人寻求安慰和帮助。但其中，仅有1.51%的受访大学生选择向高校老师、辅导员诉说，仅有1.58%的受访大学生选择寻找心理医生，61.33%的受访大学生倾向于向朋友、同学等同龄人倾诉。

“我们希望通过开课，覆盖更多有心理辅导或心理素质加强需求的学生。”姚玉红希望这门课成为学生成长的“陪伴”，学生也可以在课堂中找到面临同样问题的伙伴，然后共同面对。

“人们常说大学生心理脆弱，但这往往是因为他们的经验太少了。”姚玉红说，生命教育课更偏重实践和体验，他们以哲学、教育学、医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，从学生最关心的日常话题切入，让师生在互动讨论、模拟场景实验中相互得到启发，感悟、珍惜并敬畏生命。

浙江大学大三学生留榕泽在选课系统上找到“自我探索与心理成长”课时，也是被名字吸引了。“选课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问题，但在课程中，我发现内心的疑惑正在不断被解决”。

留榕泽告诉记者，因为高考时发挥稍有失利，他的自尊心“不太稳定”。在课堂上了解到了自尊调节策略后，他学会了系统性地分析自己。“学会了坦然面对失败，却觉得谈自己的成功之处是在炫耀，其实成功和失败都不应回避，精准把握自己的优缺点后才能扬长补短，让内心变得强大。”他说。

这门课被浙江大学学生亲切地称为“浙大成长课”。整学期的课程以虚拟同学“小兰”为故事主角，讲述她在大学校园里遇到的各种困境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每个同学都可以在“小兰”身上找到和自己类似的困惑。

开课3年多来，每年都有330余名学生选课。课程负责人、浙江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祝一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，一部分大学生在心智上并未完全成熟，“这正是我们作为咨询师的专业优势，我们想把成长的理念汇聚在这门成长课中，依托理论，立足实践，多学科多视角交叉，让同学们真正受益”。

“看清楚问题后就不再害怕了，更有力量生活在当下”

“当代大学生知识面广、思维活跃，也想通了很多道理，甚至能够讲得头头是道，但在生活中遇到现实问题时，还是缺乏解决‘弯弯绕绕’的经验，尤其是那些没遇到的问题。”在姚玉红看来，大学生“知行合一”中的“行”，还需要老师进行适当的陪伴、点拨，为未来的人生打好基础。

同济大学的课堂上有一项“生命的消亡”主题实验，学生需要用一张纸比喻自己预期的生命长度，通过不断对折、再对折来进行假设：如果余下的生命只有40年、10年、5年，甚至只剩下最后1年，你还想做什么？

“生命的折叠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。”姚玉红说，学生给出的反应各不相同：当生命只剩最后1年，有的学生说要退学去做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有的说不会改变生活节奏，按照自己向往的生活去努力，就不会有遗憾……

姚玉红认为，课堂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答案，恰恰可以激发学生之间互相学习，拓宽思维，看到生命中更多可能性。“我们也希望在有限的课堂时空中，让学生在精心设计的情景模拟中，感悟多样化的生活体验”。

谈起生命，死亡是绕不开的一环，但在传统文化中，往往多有忌讳。去年，网剧《三悦有了新工作》、电影《人生大事》等影视作品，在年轻人中引发广泛讨论。

《三悦有了新工作》编剧游晓颖说，“1998年出生的主人公三悦一开始不知死、不畏死，看上去很‘丧’，其实是怕失败、怕受伤，用这种‘丧’包裹住了内心。进入殡仪馆工作后，从只看到自己的爱恨到可以见到众生的遭遇，理解了死亡的分量，她的世界变得辽阔了。”三悦逐渐明白了生的价值和死的意义，学会勇敢直面生活中的困难，理解生命中的艰辛，进而学会更坚强地珍惜当下。

这部网剧也成了广州大学网红课“生死学”的鲜活教材。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胡宜安开设这门课程20多年了，他曾在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，“从出生到死亡，生命一直是一件值得人敬畏的事情”。

作为生命教育的重要一环，死亡教育显得更为小众和神秘。不过，浦荷晶观察到，对于老师布置的“墓志铭”作业，身边的同学都在认真填写：“晚安，世界”“当我合上我的双眼时，我发现我的一生都是有意义的”。她读了胡宜安的《现代生死学导论》，也记下了一句话：“唯有愿意触及死亡的终极限制，才可能从中开拓出生命的尊严和价值。”

“浙大成长课”授课教师李娟在日常工作中发现，多数学生感受到生命的压力和沉重是源于“对自己不满意”“并未得到自己想得到的”“辛苦一生最后还是要消失”等负面情绪。她希望帮助学生看到，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够做些什么，学会与自己和解。于是在课上，他们毫不避讳地谈论丧失与哀伤、创伤与死亡等，以及这些主题中个人是如何受到家庭、学校、人际关系等的影响。

在特别设置的匿名群里，“披着马甲”的学生们可以畅所欲言，把平时说不出的话一股脑儿地都说出来。“学生之间会产生共鸣：原来并不只是我感到害怕，原来不是我一个人感到无力。”李娟认为，“这样的共鸣反而产生了力量，学生回过头来看清楚问题后就不再害怕了，更有力量生活在当下”。

“成长不是一道思考题，而是实践题。”在“浙大成长课”授课教师刘艳看来，中学时代“拼学业”阶段很少谈及分离体验甚至死亡话题，“来到大学后，学生的这部分成长出现了空缺，心智上或许并没有成长到与知识层面相应的高度，需要我们提供相应的环境条件，协助他们的人格有更深度地成长，绕过了这个弯，就更有智慧了”。

结课时，每个学生会画一棵属于自己的“生命树”：土地、树根、树干、树枝和果实代表“我怎么来的”“当下拥有什么”“我的个人特质与能力”“我的目标和愿望”“成长过程中拥有的重要关系与资源”等。

“梳理后，好多同学都说，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拥有这么多。”李娟感慨说，在她的办公室柜子里也贴有自己的“生命树”，“当我们拥有的都实实在在地呈现在眼前时，我们就有力量更好地去生活”。刘艳也谈道，“有负面情绪、想要离开的学生，多是感受到自己与生活的联结越来越少了。但这棵‘生命树’，恰恰是生命的引力，是把他们拉回来的引力”。

留榕泽至今还保留着曾经画的“生命树”，他写道：人生如树，根越深入，树枝越向上伸向天空，生长的意义或许就在此，寻根逐梦，通过与家庭、他人、自我、社会的联系结出丰硕多彩的人生果实。

保持尊重，在学生心里种下一颗“种子”

在一次小组实践环节，有学生对刘艳说，“学业太累了，我们小组的目标就是想要睡觉”。虽然内心惴惴不安，但刘艳还是让这一组学生实验了他们自己的“躺平”想法。没想到，在最后的小组分享环节，她为这一“躺平”小组打出了最高分。

“课程最看重你的感受和心智的提升。”刘艳解释说，他们经历了没有任何目标的“躺”，反馈了自己对“躺平”的新认识，“躺平为什么一定是‘不干了’‘摆烂了’等消极态度，在这样的‘放空’状态下，我也可以更近距离地感受自己，认识从前还未发现的自己。我允许自己的生命中有一部分这样的状态，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，一些从未有过的觉察冒了出来，我感觉更能接纳自己了”。

在她看来，00后学生尤其需要空间，而不是“一定要做什么”。“在安全的空间内，在包容、理解和信任下，他们依旧可以有序地发现生命的本质，探索到属于自己的生命道路”。

“00后大学生更愿意直接地探索关于自身的议题，希望活出自己独特的价值感和人生体验。”祝一虹说，生命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化特色，“这门课是在学校的关心下不断成长的见证，也是集体智慧的体现。未来，10后学生会出现什么特点，我们也不得而知，但我们课程可以和学生一起成长”。

生命教育就像在学生心中种下的一颗“种子”，当下并不一定都能看到明显的效果，但可以“静待花开”。

“说句实话，一学期的课程结束，并不能看出学生特别明显的改变。我们也希望延长课程的效果评估，比如一年后再去看学生的变化。”让姚玉红高兴的是，在学生的结课作业中，她看到了学生对自我的认知越来越清晰了，也敢于面对负面情绪和挫折了。她举例说，在“生命的传承”环节中，学生需要与家庭成员进行半小时以上的访谈。有同学说，“这是我在青春期之后第一次跟家长谈了这么长时间，我的父母还蛮厉害的”。

也有人和姚玉红探讨，要不要把生命教育课程改为必修课？但她认为选修课更加适合，“不能假想每一个同学一定需要某一门课，如果有同学需要，有想不通的问题，想谈谈人生，想看看心理状况，这门课就是他们的港湾，更多的是需要学生结课后，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中慢慢回味，学会思考，学会应对方式，为他们的未来提前打一剂强心针”。

在不少大学校园里，生命教育仍处于相对缺失状态。在姚玉红看来，大学生的实际需求一直存在，各高校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引导学生对生命进行思考和讨论。“教育也需要多样化，把同学们遇到的看似芝麻粒大的、琐碎的苦恼，或看上去不值一提的挫折等，拉长到生命的整个背景线上去看，这对于价值观的引领和信念的确立等，都是很好的时机。”